两年前的今天我在广州的一家大型央企的车间外的僻静角落里蜷缩着用耳机听Jazz，掖着一本英文版的Financial Digest，此刻的自己仿佛动物园里的动物，任由经过身边的工人们用奇怪的目光点评着。两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坐在喜欢的清吧里，不再用耳机听Jazz，喝着喜欢的黑啤，反倒是我环视着这个酒吧，留意着每一次人来人往，没有变的是，我依然隐藏在某个角落里。
　　生命中的每一次转身并不都是华丽的，有时候甚至是踉跄的勉强，但，每一次转身都寄托着我们无限的期许，有的是竭泽而渔，有的是水到渠成。身边的朋友们喜欢谈论我的经历，尘世间的人总是虚荣心驱动的，我也不例外，于是，在完成每一次转身的时候，我都试图去满足一些马斯洛的高层次需求。

　　大学，选择舞台或者观众席-----每个人都有成为奥斯卡影帝或影后的潜质。
　　 自从高校产业化以后，大学成了小学，很多的同学都会在大学玩命的弥补自己的伤痕累累童年。待到毕业之时，如梦方醒还是继续杯酒天涯，成了人生的必然选择，也是转折点。大学过得浑浑噩噩，但并没有失去自我，在大四最后的一年里，我体会到了茅塞顿开的感觉。我庆幸自己是后知后觉的人，相比较大多数不知不觉的人，我很满足。
　　 这家公司有着悠久的历史，有着军工的背景，确确实实是一家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型国企。整个招聘流程也显得气势磅礴，众多学子趋之若鹜。大学里当了两年团支书却依旧不想成为党员，这一点成为了面试时HR最关切的问题。我当时的应对策略是：“我觉得自己还不够优秀，还不符合党员的标准，但是，希望能在这家公司继续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道德水平，立志成为一名合格的党员。”说完了这些话，我陷入了深深的自责当中。其实，不知为何，我对于party始终提不起任何的兴趣，至于团支书的头衔，也实在是大学的哥们给我面子，因为当年在大学确实够义气，而且经常一起出去腐败。于是我犹如当年中国被非洲兄弟簇拥着抬进联合国般成为了混进革命队伍里的坏蛋分子。
　　总结一下我的大学，就是很多非专业的书，几个哥们，一两个知己，三次暧昧，一段有始有终的恋爱，几段旅程和一些年少轻狂的事。

　　“我们直属于国资委，我们不是国企，我们是央企”
　　这家公司的气势如虹在招聘阶段体现得淋漓尽致，学子们趋之若鹜。父母也都是北方人，于是脑子里依然坚信国企至上，在拿到了offer后，和家人分享了胜利的喜悦，但是却不知胜利的意义何在。
　　入职培训进行的很顺利，户口也迁到了公司的集体户口上。每天下班后新员工们都喜欢无数次的重复着HR的失败洗脑：“我们直属于国资委，我们不是国企，我们是央企”。仿佛只有这句话能抚平我们对未来无知的恐惧。
　　我的领导是大学本科毕业，之前在外企工作过，攒够了钱于是开始养老。不到三十的汉子。我对他的第一感觉是忠厚。以后发生的事情证明我当年是多么的肤浅。
　　公司在广州的郊区，厂房是新的，办公室也是新的，人却是老的。培训结束后，大概兴奋了不到一个月，便开始了喝茶看报的国企生活。工作很easy，我始终觉得自己对不起领的salary，但是，我也是矛盾的，一想到其他大学同学的惨状，我就安慰自己，相较于他人，起码进入中等发达行列了。
　　但，比较不仅仅产生优越感，也产生欲望。
　　
　　

　　井底之蛙有两种，一种是呱呱叫的，一种是闷声的----一次同学会的见闻和感受
　　转眼间几个月过去了，元旦佳节，感谢internet，广州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校友聚会，即使世界还没有变平。
　　聚会地点在一家KTV的VIP包间，虽然直来了不到20人，但依然很热闹。自我介绍的环节完毕后，我发觉，外企来的校友虽然不比国企多，但气场完全形成了包围圈。期间，我第一次直接感受到了P&G、西门子、飞利浦等外企员工的那种看似open和nice的aggressive，同时，对比了体制内校友的低调和谨慎，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不由得在心中萌生。
　　我是个好奇心很重的人，决定了我会主动加入外企校友们的谈话，以获得更多的信息。在一对一和一对多的talking过程中，我总是试图以央企的虚拟强大来为自己打气，同时天真的认为可以起到震慑的效果。后来发现，在整个谈话过程中，我就是那只井底之蛙，幸运的是，我也是唯一呱呱叫的井底之蛙。当青蛙意识到了自己正在被井口的人关注之时，聪明的青蛙就不会再叫了，反而是找个僻静之处开始反思自己：为什么自己身处井中，却依然骄傲自得？

　　在国企，有三种人
　　第一种，碌碌无为，平平庸庸。这是大多数，其中偶尔也会出现领导，因为人生也有运气。
　　第二种，绞尽脑汁，手段用尽，这些人具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但顶多做到中层。
　　第三种，心平气和，顺水推舟，这类人是少数，能做到手中无剑，心中也无剑，他们就是高层了。
　　当然，这只是泛泛的分类，其中不乏互相交织。
　　还有种较浪漫的分发：
　　一种人喜欢喝茶，一种人喜欢喝酒，一种人可以喜欢喝任何东西，因为他是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