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攘外必先安内
面对日本人咄咄逼人的攻势,蒋介石的内心充满矛盾。他不是不想抗日。但在他眼里,日本的威胁是次要的,共产党始终是他心头挥之不去的重要阴影。他要想方设法在日本人的威胁恶化之前,消灭共产党,然后集全国之力对抗日本。于是,他提出了臭名昭著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蒋介石提出对日妥协、全力“剿共” 的政策。最早见于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通电:“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进攻,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以卧薪尝胆之精神,作安内攘外之奋斗。”认为:“此次若无粤中叛变,则朝鲜惨案,必无由而生,法权收回问题,亦早已解决,不平等条约,取消自无疑义。故不先消灭赤匪,恢复民族之元气,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逆粤,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时之安内,主要已是对中共而言,反对派武装退居其次;攘外则针对日本、苏俄及对华有不平等条约和各种侵略行为的国家,主要又针对日本。安内攘外,安内仍是核心所在。
总体而言,九一八事变前,在中国尚未遭受大举侵略的背景下,“攘外必先安内”并不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其实际意义和影响均较有限。攘外基本限于口号宣传,尚未真正落到实处。蒋介石重提“攘外必先安内”后一个多月,日本即乘中国“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洲问题恐难作出强烈反应”之机,发动九一八事变,这对蒋介石武力安内政策不啻是一大讽刺。当然,也应看到,在民族危机还不十分迫切背景下,蒋介石提出攘外,以日本的潜在威胁和不平等条约为对象,虽然宣传意义远大于实际作为,但还是表现出了一定的顺应民族独立、维护民族主权要求的倾向。这种倾向,既是他借以应付时局的一种手段,也是其民族主义倾向的具体体现。
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沦陷,外敌压迫空前严重。面对骤然迫切的攘外任务,蒋介石依然坚持并更加强调7月间重提的“攘外必先安内”方针。1931年11月的国民党四全大会期间,蒋再三表白要抵御外侮,“先要国家统一,力量集中”。同月30日又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之统一。”在举国抗日气氛高涨,当政者或奔走呼号、声言抵抗,或犹豫迁延、噤口不言时,这一表态反映了他“攘外必先安内”的强烈信念。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他更全力经营其所认为的安内首务——“剿共”军事,并逐步将“攘外必先安内”作为当时应付内外变局的主要方针。1932年6月,蒋主持召开赣、鄂、豫、皖、闽五省剿共会议,贯彻“攘外必先安内”。12月,在全国内政会议上,再次强调:“‘攘外必先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如果内部不能安定,不但不能抵御外侮,而且是诱致外侮之媒”,强调 “攘外一定要先安内”。“攘外必先安内”成为政府的重要政策。
用今天的角度看,“攘外必先安内”有一定的道理,也有一定的消极因素。国家要抵御外部的侵略,必须是全国上下团结一致,但危险的是,在国内有一股反对势力,他们可能会趁两军交战之际,坐山观虎斗,蒋介石主要考虑的是这点。他不信任共产党,认为共产党会趁他与日军恶战之际,颠覆他的政权。这是蒋介石的私心表现。但是,蒋介石的私心明显过了头。在国家遭受侵略的危险时刻,边防军队一枪未放就丢掉了3个省,此后日本步步紧逼,又丢掉了数个省。到全面抗战爆发时,日军的前锋竟然已经抵达到了北平城内!这对中华民族是极其危险的。放到国家的利益上,私心就成了罪过。任何人的私心都不能驾凌于国家的利益之上。没有国,哪来的家,更何况是个人!
面对民众强烈的抗日要求,蒋介石没有退让,他仍然坚持要先消灭中共红军,再谈抗日。但红军就像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国民党始终都啃不动它,而日本人的贪心永远也得不到满足。1932年6月,蒋介石在庐山五省“清剿”会议上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认为日本侵略是次要的,国民党首要任务是安定国内的局面,集中力量“剿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这一政策导致日本侵略步步深入,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1933年5月8日,蒋介石对中共红军发动第5次围剿。他在江西崇仁的总指挥部里对各级剿共军官发表长篇讲话,中心意思是:(1)只要剿匪成功,攘外就有把握。(2)日本的侵略,就是共匪所招致的。(3)目前的挫折愈多,将来的成功愈快。(4)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能战胜一切敌人。(5)其生也为革命而生,其死也为革命而死。(6)愈是非常时期,越要小心谨慎,注重智谋。
蒋介石认为,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国,就是认为中国很乱,以为有机可趁。而这个“乱”是由于共产党到处搞武装暴动而造成。所以只有先消灭共产党,国家才能真正统一,才有力量对付日本。这就是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主要意图。
那么,丢失东北究竟是谁的责任呢?“9·18”事变的当晚,老蒋并不在南京,他正在江西南昌部署围剿中共红军的战役。第二天他接到张学良的电报,接着老蒋赶回南京召开国防会议。23日,国民政府向全国人民发布公告,只是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没有提及如何抵抗等。事实上,老蒋从没有下过任何不准抵抗的命令。
1990年,老迈的张学良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说,是他当年判断失误,才命令部队不准抵抗的。他认为“9·18”事变只是关东军内部一小部分军官的阴谋,不是日本政府的本意。基于这个判断,张学良认为日本军部一定会约束关东军的行动。因此,他不想和日军发生冲突,能避免就尽量避免。这就是当时张学良的幼稚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