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和間諜案」美國開始時大張旗鼓地報導，成為世界級的大新聞，59項罪狀喧騰得沸沸揚揚弄得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達到了政治宣傳的目的。最後此案草草收場，沒幾個人知道。這就是經典的政治操作。反正美國只要有需要就抓隻小羊修理中國，小羊如何下場並不重要。就是這麼回事。李文和的下場還不算太倒霉（It could be much worse.），這是因為李文和的太太是中央情報局的線民，美國有點投鼠忌器，不方便把李文和朝死裏整。 抹黑中國的論述不但是有效的，也是不可能被中國阻止的，所以美國絕不會放棄。這是美國最後剩下的、仍然可行、仍然有效的論述。這種論述既然不可能停止，就由它去罷。 ６. 中國需要建立自己的論述 中國在與外國的交往中過分地被動，這些年來一直被外國的論述所驅使（push around），這像是一個大國嗎？ 在叢林世界中，被動應付的國家是不會受到尊敬的。崛起的中國需要帶有進攻架勢的論述，如此才能威懾周邊不安分的小國，譬如韓國、日本與越南，節省了多少外交上的麻煩。 這次的全球金融海嘯應該為中國人帶來覺醒，這是中國在論述上全力反攻、有所作為的大好機會。 僅僅反駁西方的論述是不夠的。如果中國要崛起，中國就必須建立自己的論述，使它成為國際間衡量的標準。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不僅是「中宣部」的工作，也是中國學術界的工作。 中國創建了對自己有利的論述，不但鞏固與外國交往的話語權，而且還奠定中國人心理上的優勢地位。這才是真正的崛起。
西方人有一個和儒家思想非常不同的哲學，那就是： 只要我能夠得手，我做的事就是對的。（As long as I can get by, I am doing the right thing.） 上面這個哲學思想在西方非常普遍，屬於主流思想。這是一種非常具有侵略性和非常霸道的思想，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西方人覺得天經地義。 中國人跟西方人打交道經常吃虧，道理就在這裏；中國的外交經常受挫，道理也在這裏。哲學思想屬於民族性，不會變的。 所以今天的美國靠借貸過豪華的日子，美國人民覺得理所當然，一點點羞愧之心都沒有。為什麼要有？美國人認為能借到錢是我的本事。 中國人省吃儉用，甚至還有一億人在貧窮線下掙扎，卻把省下來的錢借給老美揮霍。你以為美國人有心存感激嗎？沒有，美國人認為這是你傻，有錢不會花。美國人認為借貸是一種交易，任何交易都是公平的。 若是有一天美國不願意還錢，你以為美國人會認為自己理虧嗎？不會，美國人認為你的借款要不回來那是你沒本事。（讀者把西方哲學再唸一遍就豁然貫通了。） 所以不要以為美國負債已經這麼高了，她就不再向外國借錢或有所節制。美國不會的，他照樣張大口向中國借錢，因為美國人認為只要中國借錢給他，他做的事就是對的，並且還要作書立論，把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寅吃卯糧的消費方式被美國經濟學家論述成先進的經濟模式，對中國人而言是不可思議的，這完全不合儒家文化勤儉持家的哲學思想。美國人用前提不存在的繁雜數學論述西方的經濟理論把全球騙得一楞一楞的，連中國人都半信半疑，半疑是因為違反中國幾千年的傳統，半信是因為美國的繁榮非常真實。直到美國經濟的泡沫破滅，中國這才恢復了自信。 2008年是人類文明發展史上非常值得紀念的一年。 想想看，經濟學的基本是非常簡單的。消費大於生產、舉新債還舊債的不可持續性是那麼的明顯，學過算術的小學生都明白，哪裏需要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的博士來做我們的老師、用高深的數學來教我們西方“先進的”借錢消費的經濟理論呢？ 絕大部分的經濟理論都是違背基本常識、假設並不存在的胡說八道。 這些年來美國的財政部長一上任，他的首要任務就是到各國演講推銷美國的政府公債（Treasury Bill，簡稱 T-Bill）。 去年一月，蓋斯納（Timothy Geithner）走馬上任美國財政部長。依照慣例，他到中國來推銷美國政府公債，並且在北京大學發表演說。當蓋斯納說到「購買美國公債非常安全」的時候，整個廳堂爆發哄堂大笑。這件事在美國引起很多評論，美國政府非常不高興，認為中國人太過自大，暗示美國官員遭到如此羞辱，以後一定會給中國好看，還以顏色。 YST 看到這則新聞非常高興。美國唬弄人的把戲早被中國人看穿了，還不是大人，是二十歲左右的小毛頭。中國的年輕學生已經不會盲目崇拜外國的名人和學者，這是自信的表現。 早些時候，克魯曼（Paul Krugman）獲得諾貝爾經濟獎後就四處安排國外的演講會吹噓他的理論，另一方面也賺取龐大的演講費。結果在北京遭受中國經濟學家嚴厲的反駁。中國經濟學家不吃他那一套，這就是自信的表現。經濟是軟科學，諾貝爾經濟獎被猶太人把持，這個獎的含金量很少，根本不值錢。克魯曼要靠這頂帽子唬人已經行不通了。 克魯曼也來台灣賺演講費。當台灣官員向他請教台灣的經濟問題時，他回答說沒有對台灣經濟作準備。 好笑吧？那你來台灣做什麼？把台灣人當凱子？我認為他是。 YST 對克魯曼的言論非常不以為然，譬如他說：「我們與中國的貿易總算變得公平與平衡：他們賣給我們有毒玩具和受污染的海產；我們賣給他們詐欺証券」。除此之外，克魯曼贊成美國與中國展開貿易大戰。這些都是非常輕佻的評論，說話有如小兒，沒有什麼知識性，令人更加看輕諾貝爾經濟獎。
上只要我能夠得手，我做的事就是對的。（As long as I can get by, I am doing the right thing.） 面這個哲學思想在西方非常普遍，屬於主流思想。這是一種非常具有侵略性和非常霸道的思想，中國人覺得不可思議，西方人覺得天經地義。 ------------ 我对古代和近现代西方的思想还略有所知，真不知道这句话居然是“主流思想”；我更不相信，中国人会对“成者为王败者为寇”这句话觉得“不可思议”。
Alexander the Great(亚历山大)(公元前356--323)一个迷样的人物.有关他的"第一手"历史资料均源于曾随他远征的目击者所记录,因为时间流逝而残存的片言断句,其中最著名的是一位作为亚历山大的远征军的随军史官,奥林瑟斯城的卡利斯西内斯(CALLISHENES of Olynthus)。这位哲学家亚里斯多得的亲戚,他留下的零星记录也残缺不全,他记录下的他所理解的有关亚历山大远征军的有关资料，可算是最直接的第一手史料记录。
后来的作者们，也利用这些目击者的叙述，掺和那些流传于民间有关亚历山大的通俗故事，写出大量的有关他的历史著作。而这后一群体（所谓的“二手资料”作者）中的史料奠定了现代研究亚历山大历史的基础。这些作者中最著名的是卢修斯.阿里阿纳斯（LUCAS FLAVIUS ARRIANUS）（英文译文中他常被称为Arrian（阿里安）），这位诞生在亚历山大死后四百多年的希腊人（他来自罗马时代的比塞尼亚省，现今黑海西南角的土尔其的一部分，是当时罗马帝国的一位行政官员，也是历史学家）。他写了六部希腊语的《Anabasis》（一般直译为《远征他国》），根据阿里阿纳斯的陈述，他的作品是根据两位目击和亲历亚历山大远征过程的证人所叙述的故事的基础而构成的；一位是亚历山大儿时的朋友，随亚历山大远征而后成为将军的托腊密（Ptolemy），（也是后来成为埃及国王的托腊密一世）。另一位历史研究者们推测可能是位建筑工程师，名为亚里斯托布拉斯（Aristoboulos）的人，对于为什么阿里阿纳斯要选择这两人的叙述做为他写作的原始资料的来源，这两种史料的长处为何，因为早些或与阿里阿纳斯同时代的其他亚历山大历史学家们的著作中都没有引用这两人的资料的有关记叙，这些资料就揭露历史本身的事实是有“价值”或“无价值”，到目前为止，尚无所谓“定论”。但是阿里阿纳斯的这部著作提供了亚历山大征战路线上诸大战役的按年月顺序，前后一致，令人信服的大量资料。
第三类有关亚历山大的史料源于传记。公元二世纪来自中希腊博奥蒂亚（Boiotia）人蒲鲁塔恰（Plutarch）的许多著作中，其中有一系列叫《希腊罗马名人记》（Parallel Lives of Greeks and Romans）。他写这系列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给世人提供道义方面的训导，所以他的名人传记系列里，希腊和罗马历史混合并立。他的《亚历山大传》和《尤里斯。恺撒传》相连，一如他在序言里所指出的，他写的是“生活”而不是历史（“lives”not“histories”）。
